天宫院确实是一个敏感的末梢——它客流量的潮汐，直接反映了住在这里的人群早出晚归的作息。
从这里出发，24岁的赵倩要见到地铁列车的29次“吞吐”，才会抵达目的地。她的工作地点是中关村，互联网巨头和新兴经济组织密集之地，被视为中国的硅谷。
她和一只猫住在天宫院。与4号线上的“北宫门”或“圆明园”站不同，“天宫院”地铁站并非因为拥有一座皇家建筑而得名。它是北京南端的大兴区北臧村镇23个村庄中最大的一个。但是，赵倩给她的猫取了个名字叫“皇上”。
打从地铁2010年年底通到这个村庄起，“天宫院站”就是承前启后的。它是北京地铁4号线延长线的终点，赵倩回到天宫院站就算到了家，但对车厢里的另一些人来说，它还是一个起点：出站之后，他们乘坐一趟专线公交车，回到河北省固安县的家里。这种生活每天的通勤时间可能达到5个小时。
天宫院再往南，过了永定河，就到了固安县的地界。北京的手机用户即便身在县城中心，也未必收到移动服务运营商“河北欢迎您”的短信。有人开玩笑说，可能是固安离北京太近，你还用着北京的信号呢。
赵倩当初在不同的租房中介网站上寻找住处，最终锁定了一条“急！转租”的帖子，房子距天宫院地铁站321米。发帖人由房东手里租下这套两居室，赵倩则以月租1700元分租到次卧。她的工作单位附近条件相当的一间卧室，租金要“贵一倍还要再拐个弯儿”。
前任租户把钥匙递到她手中，告诉她，天宫院是“荣华富贵之地”。由天宫院地铁站向西数，四条南北向大街分别叫“天荣大街”“天华大街”“天富大街”“天贵大街”，“荣华富贵”齐了。
她在地图上仔细对照，发现了自己周边尽是各种村、场、庄，庞各庄、皮各庄、韩村、丁村，“有点回到老家的感觉”。
到北京前，她想过一串“竹竿胡同”“草帽胡同”这种地道的北京地名。“胡同”这个词本身就来自蒙古语，带着元朝大都的味道。
她又很难将“天宫院村”与自己安徽老家的村庄归到一起。
通车之后，天宫院地铁站的4个出口中有3个出口，在随后的几年里盖起了居住小区。虽然3个小区分属于不同开发商，但有一个共同点——名称里都带“春天”。
年轻人在这些“春天”里成家生子，然后将父母接来一起生活。7年后，头期开盘的商品房价格已是最初的近3倍。业主拿到钥匙时，方圆1公里内基本没商店和其他生活服务设施。除了一个报刊亭和巡逻的警车，再就是几个早点摊。
现在，同一个地方长出了高层住宅和购物中心。在高楼的脚下，每天早高峰时段，会有8000至9000人进入城市的轨道交通。打着呵欠的人们，通过幽深的地下隧道，被输送到北京的深处。
前任租户临走时叮嘱赵倩，“早晨上地铁一定要坐到座位，不然路上会很惨”。在天宫院，这是一种共识。
“如果你在天宫院站没有坐上座，那基本不会再有座了。每一个抢着要坐下的，至少有1个小时路程。”在附近住过一年半的周迪说。
北京这座城市已铺开的22条地铁线座车站，承载着每天超过1000万人次的人口流动。跟市中心的地铁站不同，天宫院地铁站的4个出口，都设有免费的自行车停放处，带有顶棚，上下两层。外面圈出来的空地上，则整齐地停着一排排电动车，车把上挂着厚厚的挡风罩。
附近的道路两边通常停满了汽车，几乎是车头挨着车尾。那些带有“黑晋鲁豫冀蒙苏”等省份简称的车牌，可以为一个正在学习国家地理的孩子提供一份指南。
再往北1公里，就是北京的六环。根据2019年11月施行的办法，外地牌照车辆进入北京六环及以内区域，需要办理“进京证”，每年限办12次，每次期限最长7天。非“京牌”车违规上路和停放，都面临罚则。
以天宫院地铁站为目的地的“固安专线”公交车不存在这种风险——车上都挂着“京牌”。
周迪到现在都记得，早晨看到“固安专线”公交车进站时，自己的第一反应就是——“跑！”不跑就没有座位了。
地铁站口总有人小声地拉客，“固安走吗，10元一位。”她好奇，“固安到底有多少人在北京工作？”
仅据固安公交公司介绍，每天通过该公司专线公交往返天宫院的就有三四千人次。对“固安专线”上的人来说，天宫院拥有“进京第一站”的地位。2015年，由固安南站开往天宫院站的这条专线分发车。公交车会在固安城内兜一个小圈，停靠若干站点，最快1个小时抵达目的地，全程票价8元。
公交车不是唯一选择，往返固安和北京的通勤族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由大广高速开进北京南六环，也可以从大广高速转到京开高速，直抵北京南三环。
为固安一家地产公司工作的陈聪（化名）回忆，2015年时，固安的新楼盘大约9000元左右1平方米，那时候多是自住的年轻人，一个名叫“孔雀城”的楼盘，一个月能卖100多套。转年的年初，房价涨到每平方米1.2万元，最贵的时候两万多元。购房者看重位置，离附近的大广高速公路越近的房子越好卖。
“那时候卖房都不用太多介绍，对标燕郊，告诉客户固安就是下一个燕郊。那时候燕郊就是买‘环京’（地产）的标杆。”陈聪感慨。
燕郊是北京正东方向的另一个小镇，隶属于河北省三河市，距离30公里。近10年来，它被视为北京的“睡城”，房价一度涨到每平方米4万元，比河北省会还高。燕郊的很多居民过着潮汐式生活，目前每天约有40万人往返于北京与燕郊之间。
一个在北京和固安之间过了3年“双城生活”的年轻人说，像他这样工作地点位于北京地铁4号线沿线的人，大都选择拼车或乘坐“固安专线”到天宫院，“地铁进城时间有保障”。他每天坐第一趟专线赶往天宫院，沿途至少要下车一次，接受进京检查。
2018年，一份更严格的有关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地方性文件出台之后，固安的房价有所回落。但仍有不少在北京发展的年轻人买房选择固安，当地一些小区在规划时就设置了通往北京的班车，直达中关村、望京或是西单。
从南六环外的天宫院站到北四环的中关村站，近40公里路，赵倩听到29次“车门即将关闭”的提示。
“车门即将关闭”的时候，常常有人以百米冲刺的架势挥动着胳膊撞进来，靠着那股冲劲，撕开一个口子，跟在后面的一两人也能趁机挤上地铁。
第一次经历地铁4号线的早高峰时，赵倩并不觉得人多。后来她才意识到，因自己在始发站上车，坐在了座位上，“越往城里走人越多”。据她观察，自天宫院向北，前12站下车的人极少。到后来，车厢里人贴人，挤得像堵墙。直到过了西单站，人贴人、肚皮贴车厢、手把门边儿的状况才有所缓解。由此，人类能稍微体面地进入在她看来“租金高、人少”的海淀区。
坐在座位上，她没怎么注意过拥挤车厢里乘客的表情和衣着。“看不到，你自己试一次就知道了。”
迄今为止，周迪在车上劝过两次架。车厢内部矛盾不外乎“你踩我了你推我了你干吗挤我”。但她自己有座时，不敢去劝架，因为当事人可能会嫌她“坐着说话不腰疼”——“你都有座了，还能说我？”
即便总要在这样的车厢里呼吸，打小儿生活在五六线城市的赵倩仍感到兴奋，她在心里告诉自己，“这就是北京，北京上班就是这样的”——上班远，路上花费的时间长，但机会多，可以让人变得很强大。
研究城市规划课题的学者也正在关注通勤问题。北京郊区化研究的传统界定方法，通常把北京划分为三个层次：内城区、近郊区、远郊区。学者刘常平在“北京城市职住空间演变、通勤需求与就业可达性特征”的研究中指出，在2015年，北京通勤距离20公里以上的就业人群占比超过了20%。到2018年，北京中心城区非流动人口1165.9万人，占总人口的54.1%，较2015年减少118.8万人。近郊区成为近年来人口增长最快的区域，人口出现向外疏解的态势。
在北京，年龄越小承受的通勤时间越长，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的《2018年北京市居民时间利用调查报告》是这么说的：15岁至39岁青年每天的通勤时间平均为1小时52分钟，40岁至64岁的中年人为1小时15分钟，65岁以上老年人为52分钟。
杨昊然与赵倩的通勤轨迹几乎一样：在天宫院进站，在中关村下车。他居住的小区与赵倩的住址之间只隔了一条马路，每天比赵倩提前半小时出发。他与3户人家同在一个屋檐下。到北京工作快3年，他月薪到手是5000多元。
这个年轻人坦言，住在天宫院，图的是交通便利、房租便宜。他偶尔也觉得通勤时间过长：3个小时，一天的八分之一，能坐高铁在北京和石家庄之间跑一个来回。相当于每10天就有一天用于通勤。“活着活着就这么白白少了1天，细思极恐。”
但在“把地铁当成第二张床”后，他感觉好了很多。坐上地铁，他就习惯戴上口罩和帽子补觉。他没兴趣睁开眼睛观察地铁里的芸芸众生。“坐着也看不到什么，你抬头就是人啊，手机啊，耳机啊，戴着耳机看手机，还有的看别人手机。”
他曾与朋友合租天宫院的这间10平方米的卧室，中介提供的单人床、衣柜和一张电脑桌之外，两人买了一张行军床，轮流使用。
尽管每天近3个小时在路上，赵倩仍对自己的第一个落脚点十分满意。入住半年后，她以每月4100元的价格与房东续租整套房子，也成了“二房东”。像前任租户一样，她在网上发帖寻合租室友。在帖子里，她增加了“比较高端的楼盘”“距大型购物中心一站地”“小区门禁和绿化都很好”等描述，还有一条是：“终点站！有位子坐！”
周迪和男友刘亚洲在2017年年初搬到天宫院，租了80多平方米的一套两居室，2012年建成，已是周围“最老”的房子。
此前，他们以同样的价格租住过天宫院以北的新宫站附近一套一居室，也曾在繁华的国贸CBD附近租过一间卧室。说起国贸，他说，“那个破烂地方，太令人嫌弃了。”“但毕竟位置在那，是那么核心的地方，出门走两步，就是整个国贸。”
那是在只有四五栋“老破小”建筑的小区里，一套三居室，客厅也打了隔断辟为卧室。房子里住着在附近上班的4户人。厨房里站两个人便错不开身，他们早晨在厨房洗漱后，匆匆赶去单位如厕。俩人眼见着其他三户人在拥挤的房子里接待亲友，这套房子最多时住过11口人。
刘亚洲说，穿过这四五栋楼，抬眼望去都是高级写字楼，他的住处，让人产生一种在“年薪百万”包围圈里穷得“瑟瑟发抖”的感觉。
事实上，他和女友是这套房子里挣得最多的，两人月收入接近2万元。他们所了解的邻居，有事业单位的合同工，也有“像在金融机构里发广告的”。
附近没有便利店，最近的超市需要步行20多分钟。他们在居民楼一楼找到了最“古朴”的小卖部——只有一间房子，出售香烟和冰棍儿，但一些常用物品比如袜子是买不到的。周边最多的就是山西面馆，“碗跟盆一样大”的面15元钱一碗，“吃完特别扛饿”。那时，附近的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尊”还在建设中，同他们一起吃饭的大多是头戴安全帽的建筑工。
“因为穷，又想住得好一点。”趁着房东要装修房子，刘亚洲拉着女友搬离国贸，沿着地铁4号线找房。
蛋壳公寓联合知乎发布的《2019租房青年生活调查报告》显示，喜欢独自租房的90后和95后人群，占比超过80%。学历越高、收入越高的人，越愿意选择独自租房。
天宫院站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他们将“出城”的第一站定在了天宫院向北10站的新宫站，“住的品质有了大幅度提升”。一年后，房租涨价30%，他们继续南下。
“每向南一站地，租金会稍落一点点，天宫院不是最便宜的，但只有天宫院才能上得了车。”刘亚洲作为地铁“常旅客”总结着经验。“坐与站是质的区别。如果坐着，多坐十几站或半个小时没什么。”
周迪不喜欢冬天，这也与地铁有关。“冬天大家穿得多，地铁的容量明显不够了。”
她在通勤路上，常常看到人们紧紧拉着栏杆，站姿都被挤歪了，陌生人被挤得几乎要贴到她的脸上。“那也无所谓！你都坐着了，还说啥？能上车就已经很幸福，多得是等了三四趟地铁都还没上来的人。”
他们找房时，一位房屋中介建议，如果觉得租金贵，可优先考虑倒数第二站地铁附近的房子，会便宜几百块。“4000元到4500元可以租一套两居室，差一点的不到4000元，考虑一下吗？呵，在中关村附近，4500元能租个10平米内的卧室。”
这位中介强调，很多租房者都是这么坐地铁的，“上班的话，可以从倒数第二站坐到终点站，（再往回坐）能有座儿。”
赶着“北上”的乘客渴望着地铁上的一个座位，地铁尚未触达的地方等着地铁南延。固安县政务网站，多年里一直显示着乘客们对“固安专线”增加车次、更改线路等方面的建议。据这趟线路的工作人员介绍，专线的运营高峰有着“早进城、晚归乡”的特点，周二至周四每天发车103次，承载着3000人次的往返，周五至下周一每天发车113次，往返超过4000人次。
很多人在期待地铁南延。刘亚洲始终不认为“南延”能成线号线早高峰运力已经到极限了”。
运营这条线路的京港地铁公司CEO邵信明说，地铁4号线最小发车间隔已经临近极限。
曾有政协委员提交过“关于北京地铁4号线南延至大兴区庞各庄的提案”，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答复说，地铁4号线现状客流压力大，最小发车间隔为2分钟，高峰小时最大运力为4.2万人次，“已达到设计能力”。在菜市口站至宣武门站之间的路段，小时最高断面流量已达4.9万人次，线%。“未来逐步加强研究利用区域干路系统设置地面公交快线，构建覆盖全面、接驳便利的公共交通系统。”
不过，这并不妨碍网民们畅想地铁南延的话题，此类话题常常围着天宫院打转。“进京的怎么也得进，延长到庞各庄，从庞各庄上；延长到固安，从固安上。不延长，还是从天宫院上！”
住在天宫院，刘亚洲认为对自己最大的影响是：“我们和北京东边的人基本不打交道了，我们彻底告别了朝阳区和通州区，但依然能打通西城、海淀、大兴，包括昌平。”他又补充说，“认识的人都在西边。”
他们和“西边的朋友”约在中间聚会，还会相约坐跨城公交车继续向南，到河北省霸州市去泡温泉。他认为，自己在天宫院“基本没朋友”，“租房哪有什么邻居不邻居的？”
周迪每早7点20分之前出门，晚上8点半左右回到住处，偶尔加班坐末班车，“依旧不会有座”。她工作日一日三餐在单位食堂解决，周末主要“靠外卖活着”，偶尔逛街时顺便在商场吃饭。她结识的同小区的其他住户，是遛狗时认识的。她养过一只猫和一条狗。“只要你们的狗玩到一起了，你们大概率会熟悉起来。”遛狗时拴绳和不拴绳的、训练狗和不训练的，都成为大家找朋友的依据。
在天宫院，赵倩也没有交到新的朋友。成了“二房东”后，她倒了3趟公交车，从同事家抱回一只出生不久的猫，因为猫通体黄色，她给起名“皇上”。
看到她的招租广告，来租次卧的是个文静的姑娘，东西分了好几趟搬来，之前她住同学宿舍，在东六环外。赵倩跟她商量好，房租每月2000元。没有合同，只是口头约法三章——不能带异性回来，不能养大型宠物，如果要搬走至少提前一个月提出。
她的室友每周四休息一天，周末照常上班。她们偶尔在吃饭时间一起在客厅里观看综艺娱乐节目。赵倩记得，室友第一次敲自己的房门，是要借手机充电器。
她评价这是一种“危险与温暖并存”的生活。她觉得在北京，对陌生人变得不害怕了，会容易相信别人，但温暖也是陌生人给的。她觉得幸运，找房没被骗，找室友没遇到坏人。
但当遇到吃火锅找不到同伴、逛街没有人陪、除了同事和微信好友没有说话对象时，她会感到孤独。
市场研究机构欧睿信息咨询公司的报告数据显示，全球独居生活人数已经从1996年的1.53亿上升到2011年的2.77亿，预计到2020年，全世界将新增4800万独居家庭。在中国，超过5800万人过着“一个人的生活”，其中20岁到39岁的已达2000万，他们也被称为“空巢青年”。
而宠物行业的一份白皮书说，2019年中国宠物市场规模达到2024亿元。在2017年的养宠人群中，未婚及已婚无子女者合计占了65.2%。
赵倩的日常生活很简单：养猫，在客厅里跟着健身App做瑜伽，在小区里跑步。经她测量，绕小区一圈恰好是一公里。
她还跟着网上认识的一群户外活动爱好者，去过雾灵山、喇叭沟和乌兰布统草原。她发现，同行的队友几乎都是一个人报名来玩。
她也参加一些线下活动和免费抢票福利，但要看地方，“有的太远就不想去了”。她邀请朋友来家里打牌，因为她租的房子最“宽敞”，十几个人聚会都没问题，但她最多约到过4位。朋友们选择周末“跋山涉水”而来，带零食带水果也带麻将牌，这样的热闹要按季度算。
有人将“空巢青年”与“孤独经济”联系在一起，认为“孤独的年轻人孕育了孤独经济”。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则认为，“孤独经济”的兴起不是因为“孤独”，而是人们对自己人生异常精致的诉求。就像不结婚的人没办法忍受自己“精致生活”里的他人，“对于一切随随便便的生活都不能用随随便便的态度去应对，在没头没尾的细节消耗大量的心力和时间”。
在他看来，当技术高度发展，人们只需要干好份内的事就能活得很好，可以不依靠他人生活；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让人们能应付各种风险和担当各类消费。除了生活范式的改变，更核心的原因是，婚姻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
合租的室友搬离，谈了一年半的女朋友分手，杨昊然开始一个人使用一间卧室。他联系密切的仍是大学同学，他们常约着回学校踢球，当然，次数按年计。手机游戏是他每日必备消遣。他买了一个电煮锅，不点外卖的时候，吃得最多的就是煮面条。
“走出房子就不孤独了，不能天天在这小屋里呆着。”杨昊然说。但多数时候，他都因为“拖延症”或“行动力不足”而留在房间。“可能也是因也没有特别想做或是要做的事，就是没明确的目的。”
他也有疑虑，“微信里很热闹，但是生活里好像没什么人，但是你又感觉你有很多朋友，也挺奇怪的。”
独自生活让赵倩学到了一些人生哲学。诸如“人本来就是孤独的，不管成家与否”，以及“和自己相处更重要”。
她也发现，可能因为独自生活，“和我妈的关系好了很多”。2019年春节后，赵倩的母亲再次提出，退休后的生活很无聊，想搬到北京和女儿同住。赵倩告诉她自己还有合租室友，母亲表示没关系，她可以照顾“两个孩子”。
除了一箱子家乡特产，赵倩的母亲还带来两口铁锅。赵倩的生活品质随之大幅度的提高。她下班回家，家里已经备好了粥和小菜，周六日还有鱼虾。她不再热心于每天抢外卖红包，也会偶尔邀请室友或朋友一起吃饭。
“现在觉得他们真的老了，想多陪陪他们，只要她不老催我找对象，不天天挑我毛病。”赵倩说，“她唠叨的比如东西乱放、老玩手机这些我都能接受，就是关于找对象这个挺麻烦，因为我也不能立刻解决。”
2018年年底，天宫院地铁站的一个出口位置，开了一座大型购物中心。赵倩能不用步行20分钟或坐一站地铁去逛街了。她可以在这里的电影院买到任一场次的座位，不需要过多的担心没位子。而工作日，购物中心更显空荡，她在城里需要排20分钟队才能买到奶茶的店铺，在这里很少需要排队。
她也习惯了天宫院的慢节奏。和城里风风火火的外卖员不同，她在送餐高峰的晚7点见过任外卖箱敞开、悠闲地把腿翘在电动车车把上的外卖员。
2019年5月，赵倩将一位同事“忽悠”到自己住的小区租了房子。除了母亲和那只叫“皇上”的猫，她有了可以一起看电影和逛街的人。
对于所有暂时以天宫院为栖息地的人来说，房租是一个共同关心的话题。刘亚洲和女友租的两居室原本租期一年半，月租是3200元，房东突然毁约。两个年轻人就这样被轰了出来。
房东退给了他们押金，3200元。他们没去索赔，因为忙着找下一个落脚点。等到半年后再从中转房搬走，有些当初打包的箱子还没拆开过。
刘亚洲起了买房的念头，将攒下的钱和借来的钱折腾了一年，凑够了100多万元首付，花300万元在北京房山区买了一套房子。
